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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佑生:教育之道在“唤醒”
作者:刘 茜 发布时间:2017-12-14 17:08:12 本文来源于:湖南教育


     中学高级教师,教育硕士,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培养培训管理科科长,湖南省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,教育部“国培计划”专家库第二批人选,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专家库首批人选,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
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六年教师,六年教研员,九年教师培训者和管理者。
  “多年的教育经历,我最该感谢的,还是跟着父亲一起打铁的经历。”对于自身的成长,黄佑生给出了一个举重若轻的回应。
  自幼家贫,曾做过铁匠,打得一手“好铁”的他,如今,在同行们眼里成了一位真正的教育行家。
  “每天打铁打的不可能是同样的一块铁。这是因为铁会受到不同温度和作用力的影响。你如果长久地关注一件事,有志于它,热爱它,你就一定会琢磨出它的道道来。这个道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。”他说。
  《易经》云: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从打铁的“道”到教育的“道”,在黄佑生身上,又有着怎样的演绎?
  于是,我们的采访,就从教育之“道”开始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价值观,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起点。”

  理解黄佑生的教育之“道”,是从一本书开始的。
  六年前,也就是2011年,黄佑生写过一本书,叫《就这样成为好老师》。这本被评论描述为“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气息的教育诗篇”的书,一度抢手到“多次重印”。黄佑生在各地讲座时也曾遇到把这书“翻烂”的老师。回头看它,黄佑生自己评价:“它点燃了教师的教育理想,可以算是传道。”
  在纷繁的问题中,黄佑生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,一个他认为最简单、最根本的问题,就是“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名教师?”
  与传统教育观的表述有所不同,黄佑生给了教师一个全新的身份解读,就如同他在《就这样成为好老师》里所说,教师“不是园丁”“不是蜡烛”“不是春蚕”,教师就是教师,他应该有一个幸福的、完整的自己。
  “何谓完整?”我不禁发问。
  他想起了曾参加某地一次“师德巡回演讲”时的场景。台上的六位老师,有四位身患重病还在坚守岗位;有一位“抛夫弃子”,专注三尺讲台;只剩下一位“相对正常”。
  “这样的状态,怎么可能完整?”黄佑生用手指敲了敲桌面,语气有所加重:“所谓完整的生活,就是让人成为他自己。教师培养孩子,是要让孩子在教育过程中发现自己、找到自己、成为自己;在这个过程中,教师同时也要发现自己、找到自己、成为自己,从而具备教育个性,有自己独特的教育风格和专业成就。”
  无疑,他的这番认知,得益于他多年前的教学实践。
  1996年,刚从师专毕业的他,来到浏阳市第十一中学,当起了高中班主任和政治老师。偏僻的山村学校,生源质量差,师资力量也弱。“底子差呀!要知道,人在教育在。因此,教育就应该让孩子发现自己。”
  于是,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,做足了功课:在第一次进教室前,他对着资料,将全班学生的样子和基本情况牢记于心。因此,第一堂课时,当他准确地叫出学生们的名字时,学生们都露出了欣喜的眼神。
  接下来的故事,似乎就顺理成章。担任班主任,他在班上开展“洗衣服”比赛,这是为了让孩子们懂得自理;利用上课时间,带孩子们去看“心连心”艺术团下乡演出的节目,这是为了让孩子们开阔视野;教政治课时,先让学生自学然后讨论,有时干脆让学生来当老师上课……
  这一切的一切,都指向“发现自己,找到自己,成为自己”。不仅是学生的,也是他自己的。这又何尝不是“传道”的生发点呢?
  传道之后,亦需解惑。
  于是,从去年开始,黄佑生又着手撰写与他口中“传道版”相呼应的《什么是好的教育》。与《就这样成为好老师》不同,《什么是好的教育》就是“为解决教师现实问题而来”。
  在书中,他从对时代精神的解读入手,展现出因对时代敏感而生发的一系列问题: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?今天的教育要为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?已有的学校教育能否培养出这样的人?要怎么改革才能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?
  ……
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,亦是黄佑生在真实的教育世界中不断学习的过程。
  2002年,27岁的黄佑生考入浏阳市教育局教科所担任政治教研员。至今,这位教育人仍然庆幸,在此期间,有了将“学习的力量”扎根于心的机会。
  “当时,全国上下正逐步推动新课改。”黄佑生回忆说,“当了教研员后,我深感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,于是,尽管经济拮据,我仍坚持去湖南师范大学读了教育学硕士。”
  “你这小伙子不错!”当时,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踏实肯学的年轻人,并邀请他加入了初中思想品德国标教材编写组。
  “正是由于参加了教材的编写,发现了教育中的不少问题,这让我离教育更近。”此时,不到三十岁的黄佑生朦胧地意识到,教育要改革,必须要找到起点在哪里?“是已有的改革方案,或编制新课程、新教材,或改变教学策略与方法,或提升学生成绩,或培训新教师、新校长……”
  黄佑生的观点一透到底:价值观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起点。价值观危机是中国教育根本的危机,教育转型应从价值观转型开始。
  有了这样的思索后,2005年,在担任浏阳市教育局教科所副所长后,他开始在区域内推行一项当时“非常新鲜”的举措——校长赛课。
  “校长走进课堂是校长工作的天职,听课、上课、评课是校长工作的本职。”之所以他要这样做,就是要让校长回归天职,回归本职。“为了进一步强化校长的课堂意识、示范意识、创新意识和品质意识。品质教育需要名校、名师的支撑,名校众多、名师云集,教育才能一流。”
  “而我们现在的教育,为什么还不能成为一流?”他的思索由此散发开来。问题就在于,是以“成事”替代了“成人”,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,对学生考分、评比、获奖等显性成果的关注,忽视、淡漠的,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。
  所谓“钱学森之问”的症结就在于此。
  听到此,我感到十分惊讶,连连追问:“那,你想过改吗?”他郑重地点点头,目光中透出坚毅。
  “你准备好了吗?”面对我的担心,黄佑生的语气变得不容置疑:“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得十分完备,然而,不改革,我们面临的问题只会更加严重,我们不能再等待。”
  等待,只能使我们远离未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没有有价值的生命理想,就会愧对这个变革的大时代。”

  仔细研究黄佑生的著作会发现,从20世纪90年代起,他对许多问题就开始关注,并由此切入,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出发,透过事物的表象,弄清背后的原因,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。
  他每天都在思考问题,这些思考也一一呈现在日后的教育实践中。
  例如,在网络信息不发达的年代,为了让学生扩大知识面,他会带头和科任老师一起,在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候,给学生们读报。到后来,分成小组,让学生自己读报,并交流心得。
  在他“设计”的教育世界里,我甚至感觉不到“设计”的存在,好像万物本该如此,清晰了然。一切都做得那么从容淡定,一切又都来得自然而然,一如水到渠成。
  “其实,教育是一个‘不确定系统’,我的些许做法,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。”黄佑生站起身,他的目光透过玻璃窗,向远方望去。
  “摸着石头过河,那么,石头在哪里呢?”我问。
  “当我们面对问题找不到办法的时候,我们便到老师和学生中去找。甚至把师生们请到座谈会上。我们循着师生们的需求,一点点做出改变,服务于师生们的成长,尽心尽力做好服务,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。”黄佑生的一番话,道出了他的教育哲学和教育主张,这一眼睛向下的视线转移使他们蹚过河流,摸到了石头。
  “服务于师生们的成长”,这是九年来,黄佑生历任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项目工作部副主任、培养培训管理科科长及湖南省教育厅国培办负责人后,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哲学。它决定着三湘大地的教师培训走向——基于师生的需求,提供合适的环境、专业的培训,助力师生成长。
  他为这种哲学留下了美丽的注释:“返璞归真,回归常识。”
  返璞归真的重要一步,在于把培育有“生命自觉”之人作为今日教育的时代任务。人无法选择这个时代,不能脱离这个时代,但可以通过生命自觉的培育去适应、回应并主动地介入时代,按照人的理想改造这个时代。
  一个具有生命自觉的人,是能够主动“明自我”“明他人”和“明环境”之人,是充分展示自我生命的意义和创造活力,因此拥有生命尊严的人。这是当代中国最稀缺的人格特征。
  要培育出这样的人,需要在教师培训中落实一个“还”字:把创造还给老师,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;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教师,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。这亦是黄佑生认为“提高教师培训质量水平”的路径。
  有一次,有一个贫困县的乡村教师,在长沙市主城区一所优质学校跟班学习后,回到本校不久写了一条微信消息,有人转给了黄佑生。内容是这样写的:“城里学校的硬件条件那么好,教学资源那么丰富,教起学生来肯定容易啊!随着跟岗培训的结束,我彻底感悟了什么是‘羡慕嫉妒恨’。”
  这个农村教师的感叹让他陷入了沉思。这又回到了之前的“合适”的问题。“全省将近60万教师群体,大部分是农村教师。什么样的培训才是最适合他们的?”黄佑生的语气十分低沉,却自有一种力量摄人心魄。
  经过不断地思考和调整,他和国培办工作人员设计了送培项目,把优秀的培训者团队,拉到农村老师的“家门口”,并根据农村老师的需求,不断调整培训内容。于是,“省级送培到市县,县级送教到乡镇,名校送课到乡村校”的立体化送培模式由此产生,效果极佳。“要知道,现在我省的教师培训工作在全国可是排第三呢!”黄佑生终于笑了起来。
  谁来对乡村教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?这也是萦绕在黄佑生心头的一大问题。“只有专业化的培训团队,才会有专业化的乡村教师培训。”黄佑生认识到,教师培训由“游击队”走向“正规军”,需要高素质、专业化的教师培训团队。于是,他说服有关领导,启动了湖南省教师培训师培养工程,并担任首批教师培养对象高端研修班的班主任,大刀阔斧改革培养方式,创造性开设小组研修环节,带出了湖南教师培训“狼群”,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为此,学员亲切地称呼他为“黄教头”。
  但,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一切。
  黄佑生从不指望凭着一己之力能够改变教育现状,他的心愿无非是能改变一个教师,就是一个教师;能改变一所学校,就是一所学校;能改变一个区域,就是一个区域。
  其实,任何改革者的教育理想总是无法脱离其所处的时代。
  作为改革者的黄佑生习惯于在追问中告诫自己和他人,我们身逢的是一个大时代,一切都在转型与变革之中,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,做出只有教育者才能做出的时代贡献?
  今日之教育实践和教育学思考,如果缺少有重量的精神境界,缺少有价值的生命理想,无法实现生命质量上的翻转,就会愧对这个变革的大时代。
  黄佑生的告诫与当年的费孝通颇有暗合之处,离世前的费孝通表达了对一种困境的忧虑: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,读不懂,跟不上,对不起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“他已经看得懂,跟得上和对得起自身经历的这个伟大的时代。”

  要让“改变”真实地发生,必经的艰难和艰辛往往是那些旁观者无法体会的。
  在他的办公桌上,有一摞笔记本,上面专门记录了几年来他的工作日常。我随手一翻,看到的正是接受我采访前三天的日程安排——
  连续三天的时间,除了睡觉、吃饭,几乎没有空隙,一直泡在学校和课堂里。上午连听四节课,下午前半段评课研讨,后半段与教师培训师团队和学校领导团队讨论规划,晚上与当地教育局领导开会总结近期进展。他有一种超出常人的令人惊叹的能力,可以长时间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以及思维与话语的高度清晰缜密……
  黄佑生对教育实践的尊重,与他对“人”的尊重一脉相承。
  他听课喜欢坐在教室前排,这样可以对教室中师生互动对话的过程一览无余。有时,他就坐在教室前排的地上,并开玩笑说“接地气”。
  在随后的评课研讨过程中,黄佑生的笔总是记个不停。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,无论何种场合,只要有人发言,他都会做细致的记录。有的年轻校长因此怕与他同坐,一次研讨下来,自己的笔记本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数行,而他的本子上却密密麻麻,鲜明的对比让校长们坐立不安。
  这个细微的行为,表明了他对每一个“人”的尊重,流露出一种情怀:我在倾听你的发言,在捕捉你呈现的资源和带给我的启发,在与你对话、交流和沟通。
  在捕捉老师们呈现的资源的同时,他也很乐意把自己的资源分享给老师们。
  正如他每次讲座或者上课后,都会把课件和上课资料无偿提供给台下听课的老师们。而他每次的内容,也一定不会“长着同样的面孔”,它一定是经过重新调整,再次精心备课的结果。“这样才能提醒我不能止步不前,唯有不断改变。”
  有了丰富的细小和细微,他的言谈举止就获得了一种深沉扎实的教育力量。
  有一次外出作报告,正值盛夏,主办方安排的报告厅突然断电,室外38度以上的高温,一百来人的会场内没有空调,闷热难耐。由于还有点感冒,报告过程中,黄佑生明显有点中暑的征兆,汗流浃背,体力逐渐不支。邀请方劝他暂停报告,稍作休息。但黄佑生说:“有的老师为了听这场报告还提前几小时就来占座,我不能辜负听众。”他坚持站着讲了三个小时,结束时他不停地对台下的老师说“谢谢”。当时,台下老师们的衣服都汗湿了,但没有一个提前离会。
  一如雅思贝尔斯所说:“什么是教育?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
  黄佑生不仅说暖心的话,还从不少乡村老师的故事里读到了淳朴、勤劳等与土地相连的精神气息,反思城里人的精神缺氧,思考儿童精神成长中的大山、城乡差距等问题——
  “城市化的过程不只是改变农村经济和教育的贫困落后,也要改变城市的浮华和狂妄自大。这需要两类人之间相互尊重、欣赏、学习,从对方身上吸取精神能量,改变自己的不足。人逐渐变了,我们才会有新型的农村与城市。永远不要把别人当作你的工具,你才会看懂每一个具体和丰富的人。”
  他常感叹:“我的身边都是好人,我经常遇到好人!”
  其实,人不同程度地既有好的一面,也有不好的一面。教育者的伟大就在于能在不经意间唤醒人好的那一面,不断激发出人渴望变得更好、追求自我完善的内在发展需要。
  “经常遇到好人”,其实是他善于焕发人性中更好的那个自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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